太史公、像牛马一样供役使的仆人司马迁再拜陈言。少卿足下：从前承蒙您写信给我，教导我要谨慎地待人接物，把推举贤才、引进士人当作自己的责任。情意诚挚恳切，好像抱怨我不遵从您的教诲，反而听从了流俗之人的意见。我其实不敢这样做的。我虽然驽钝，也曾经听到过有德长者遗留下来的风尚。只是自己以为身体残缺、身处污秽之境，一动就遭到指责，想办好事反而招来损失，因此只能独自忧郁苦闷，又能同谁诉说呢？谚语说：“为谁去做？让谁来听？”钟子期死后，伯牙终身不再弹琴。为什么呢？士人为知己者所用，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而修饰。像我这样的人，身体的本质已经残缺了，即使才能像随侯珠、和氏璧一样珍贵，品行像许由、伯夷一样高尚，终究不能引以为荣，恰恰足以被人耻笑而自取其辱。来信本该及时答复，正赶上我随从皇上东巡归来，又被琐事缠身，相见的日子很短，匆匆忙忙没有一点空闲，能够详尽表达我的心意。如今少卿身遭不测之罪，再过一个月，就临近处决的十二月了；我又将随从皇上到雍地去，恐怕突然之间您就要离开人世。这样我终于不能向您抒发内心的愤懑，让您了解我的心意，那么去世之人的魂魄也会怀有无穷的遗憾。请让我粗略地陈述鄙陋的意见。长久没有回信，希望您不要见怪。
我听说过：修身，是智慧的标志；乐于施舍，是仁德的开始；对待取予恰当，是道义的表现；对待耻辱正确，是勇敢的先决条件；树立名声，是品行的最高标准。士人具备了这五条，然后才可以立身于世，列入君子的行列。所以祸害没有比贪利更悲惨的，悲痛没有比伤心更痛苦的，行为没有比侮辱祖先更丑恶的，耻辱没有比宫刑更大的。受过刑罚的人，没有人愿意同他相提并论，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是由来已久了。从前卫灵公同宦官雍渠同车，孔子就离开卫国到陈国去；商鞅通过宦官景监引见得到秦孝公，贤士赵良就寒心；宦官赵谈同车陪乘，袁丝立刻变了脸色。自古以来人们就以宦官为耻。即使才能中等的人，只要事情同宦官有关，就没有不感到屈辱的，何况慷慨激昂的士人呢！如今朝廷虽然缺少人才，又怎么能叫受过刀锯之刑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呢！
我凭着祖先的功业，得以在京城任职，到现在二十多年了。我自己思量：对上，不能贡献忠信，获得有奇策才力的美誉，取得圣明君主的信任；其次，又不能为朝廷拾遗补阙，招贤进能，使隐居岩穴的贤士显扬；对外，不能参加军队，攻城野战，建立斩将夺旗的功劳；对下，不能积累年资功劳，取得高官厚禄，为宗族朋友增光添彩。这四件事没有一件成就，只是苟且迎合，勉强容身，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了。从前，我也曾置身于下大夫的行列，在朝堂上发表些无足轻重的议论。不在那个时候伸张国家的法度，为朝廷竭尽才思；如今形体残缺，成了打扫宫廷的贱役，处在卑贱者的行列里，却想要昂首扬眉，评论朝廷的是非，这不是轻视朝廷、羞辱当代的士人吗！唉！唉！像我这样的人还说什么呢！还说什么呢！
况且事情的来龙去脉是不容易弄清楚的。我年轻时自负有不羁的才华，成年后却在乡里没有好名声，幸亏皇上因为我祖先的缘故，使我得以献上微薄的技艺，出入宫廷之中。我以为头上顶着盆子就不能再看天，所以谢绝了宾客的交往，丢开了家庭的私事，日夜想着竭尽自己微薄的才力，专心致志做好本职工作，来求得皇上的亲近和信任。可是事情却大谬不然。
我和李陵都在朝中任职，平常并没有很好的交情。志趣各不相同，不曾在一起喝过一杯酒，有过深切的情谊。但是我观察他的为人，确是能自守节操的奇士：侍奉父母孝顺，同士人交往守信，面对钱财廉洁，取予合乎道义，能分别长幼尊卑，谦恭下士，常常想着奋不顾身，奔赴国家的急难。他平素养成的这种品格，我认为有国士之风。作为人臣，能够出于万死而不顾一生的打算，奔赴国家的危难，这已经是很不寻常的了。如今他行事一有不当，那些只顾保全自己和妻子儿女的大臣就跟着夸大他的过失，我实在为此痛心。况且李陵率领的步兵不满五千，深入匈奴的腹地，打到匈奴的王庭，在虎口设下诱饵，向强悍的匈奴挑战，面对亿万的敌军，同单于连续作战十多天，杀伤敌人超过了自己的兵力。敌人救死扶伤都顾不过来，匈奴的君长都震惊恐惧，于是征调左贤王、右贤王，发动全国能拉弓射箭的人，全国的军队一起围攻李陵。李陵转战千里，箭射光了，路走绝了，救兵不来，士兵死伤堆积如山。可是李陵一招呼慰问部下，将士没有不奋起的，个个热泪交流，抹着脸上的血，流着眼泪，拉开没有箭的空弓，冒着雪白的刀锋，向北争先杀敌。李陵还没有覆没的时候，曾有使者来报捷，朝廷的公卿王侯都举杯向皇上庆贺。过了几天，李陵兵败的奏报传来，皇上为此吃不下饭，听朝也不高兴。大臣们忧惧不安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我私下不估计自己的卑贱，见皇上悲伤痛心，真心想献上自己诚挚的愚见，认为李陵平素同将士们同甘共苦，能够得到将士拼死的效力，即使古代的名将，也没有能超过他的。他虽然身陷败降，但看他的用意，是想寻找机会报答汉朝。事情已经无可奈何，但他所摧破击败的敌人，功劳也足以显示于天下了。我心中想陈述这些意见，却没有机会，恰好皇上召问，我就按这个意思推崇李陵的功劳，想以此宽慰皇上的心，堵住怨仇之人的攻击之词。可是没能完全说清，圣明的君主不了解，以为我是诋毁贰师将军，而为李陵游说，于是把我交给了法官。我诚恳的忠心，终究没有机会辩白。于是被定为诬上之罪，最后听从狱吏的判决。家中贫穷，钱财不够赎罪，朋友们没有人出手相救，皇上左右的亲近大臣也不为我说一句话。人不是草木石头，独自同法官为伍，被关在深深的监狱之中，又能向谁去诉说呢！这些正是您亲眼见到的，我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正是这样吗？李陵既然活着投降了匈奴，败坏了他的家声；而我又被关进蚕室，更加为天下人所耻笑。可悲啊！可悲啊！这些事是不容易一一向俗人说清的。
我的祖先，没有剖符丹书的功劳，只是掌管文史星历，同占卜祭祀的官员差不多，本来就是主上所戏弄、当作倡优来蓄养、被世俗轻视的人。假使我伏法被杀，就像九头牛失去一根毛，同蝼蚁之死有什么两样？世人又不会把我同能为名节而死的人相提并论，只会认为我智虑穷尽、罪大恶极，不能自免，终于走向死路罢了。为什么呢？是自己平素立身行事的名声使然。人总有一死，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，有的人死得比鸿毛还轻，这是因为死的用途不同啊。最上等的是不使祖先受辱，其次是不使自身受辱，其次是不因面对的人事受辱，其次是不因言辞受辱，再次是弯腰屈膝受辱，再次是换上囚服受辱，再次是戴上枷锁、遭受拷打受辱，再次是剃光头发、颈戴铁圈受辱，再次是毁坏肌肤、砍断肢体受辱，最下等的是腐刑，受辱到了极点。古书上说：“刑罚不施加于大夫之上。”这是说士人的气节不可以不勉励自守啊。猛虎在深山之中，百兽都惊恐万状；等它落入槛坑之中，就摇着尾巴向人求食，这是长期用威力约束、慢慢驯服的结果。所以士人有在地上画个牢圈也不肯进入、用木头刻个狱吏也不敢对答的，是早就拿定了主意。如今我手脚交叉，戴上木枷绳索，暴露肌肤，遭受鞭打，关在监狱之中。在这个时候，看见狱吏就头抢撞地，看见狱卒就心惊胆战。为什么呢？也是长期威势约束的结果。到了这个地步，还说没有受辱的，不过是厚着脸皮罢了，哪里值得尊重呢！况且西伯是霸主，却被囚禁在羑里；李斯是宰相，却受遍五刑；淮阴侯是王，却在陈地戴上刑具；彭越、张敖都南面称王，却被下狱治罪；绛侯周勃诛灭诸吕，权势超过春秋五霸，却被囚禁在请室；魏其侯是大将，却穿上囚衣，戴上木枷手铐脚镣；季布做过朱家的家奴；灌夫在居室受辱。这些人都是身至王侯将相，名声传遍邻国，等到罪名加身，不能自杀，落入尘埃之中，古今都是一样，哪里能不受辱呢！由此说来，勇与怯，是形势造成的；强与弱，是具体条件造成的。明白了这一点，还有什么奇怪的呢！人不能早早地在法律制裁之前自杀，渐渐地落到受鞭笞的境地，才想引节自尽，这不是离名节太远了吗！古人之所以对大夫施加刑罚特别慎重，大概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吧。”
人之常情没有不贪生怕死的，都顾念父母妻子；至于被义理所激发的人就不是这样，那是有不得已的地方。如今我不幸，早年失去父母，没有兄弟之亲，独自孤身一人，少卿您看我对待妻子儿女又怎么样呢？况且勇敢的人不一定以死殉节，怯懦的人仰慕节义，哪里不能勉励自己呢！我虽然怯懦，想苟且偷生，也还稍稍懂得取舍的界限，何至于自甘沉溺于牢狱的耻辱之中呢！况且奴隶婢妾，尚且能够自杀，何况我到了这种不得已的地步呢！我之所以隐忍苟活，被囚于污秽的监狱之中而不肯死，是怨恨自己的心愿还没有实现，如果默默无闻地死去，我的文章就不能在后世流传了。
古时候富贵而名声磨灭不传的人，多得数不清，只有卓异出众的人才被人称道。周文王被拘禁而推演出《周易》；孔子遭困厄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被放逐，才写出《离骚》；左丘明双目失明，写出《国语》；孙子被挖去膝盖骨，兵法才编撰出来；吕不韦被贬谪蜀地，《吕览》才流传于世；韩非囚禁于秦国，《说难》《孤愤》才写出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都是圣贤们抒发愤懑而创作出来的。这些人都是心中有所郁结，理想不能实现，所以追述往事，期望后来的人。就像左丘明双目失明，孙子断了双脚，终究不能被世所用，退下来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愤懑，想留下文章来表现自己的抱负。
我私下里不自量力，近来借助于自己拙劣的文辞，搜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，粗略地考订史实，综合事件的始末，考察成败兴衰的规律，上起轩辕黄帝，下到当今，写成十篇表、十二篇本纪、八篇书、三十篇世家、七十篇列传，共一百三十篇。也是想借此探究天道与人事的关系，贯通古今变化的脉络，成为一家之言。草稿还没有完成，恰好遭逢这场灾祸，惋惜全书没有写成，因此接受了最重的刑罚而没有愠怒之色。我如果真的写成了这部书，把它藏在名山之中，传给能理解它的人，流传到大都邑里去，那么我就偿还了以前受辱的债，即使被杀一万次，难道还有悔恨吗！可是这些话只能对有智慧的人说，难以对俗人讲啊。
况且在背负罪名的情况下不容易处世，地位卑下的人多遭诽谤。我因为说了几句知心话而遭此大祸，深深地被乡里之人耻笑，污辱了祖先，还有什么面目再到父母的坟墓上去呢？即使经过百世，耻辱只会更深！因此肠子一天要回转九次，在家坐着就恍恍惚惚像丢失了什么，出门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。每当想到这桩耻辱，背上没有不出汗、湿透衣服的。我身为宫廷里的贱臣，难道还能自行引退、隐居山中吗？所以只好暂且随俗浮沉，随波逐流，来抒发内心的迷乱。如今少卿却教我推贤进士，岂不是同我内心的意愿相违背吗？现在我虽然想自我雕饰，用美好的言辞来为自己开脱，也没有用处，对于世俗不会相信，恰恰足以自取羞辱罢了。总之，到了死的那一天，是非才会有定论。信中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意思，只是大略陈述一下浅陋之见，恭敬地再拜。
《报任少卿书》写于司马迁受宫刑之后、任中书令之时。友人任安来信责他以推贤进士之义，司马迁以此信作答，痛陈自己因李陵之祸受刑的始末，倾吐"隐忍苟活"只为完成《史记》的苦心。"人固有一死，死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"与"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"两大名句，都在此信之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