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者们涉猎的书籍极其广博，还要从六经之中查考可信的史料。《诗经》《尚书》虽然残缺，但虞、夏两代的文字还可以考知。尧将要退位时，让给虞舜；舜、禹之间，四方诸侯之长都来推荐，才让他代理职务，主持政事几十年，功业已经建立，然后才把政权交给他。这说明天下是最贵重的宝器，王位是最重要的传统，把天下传给别人竟是如此艰难。可是论者们却说尧把天下让给了许由，许由不肯接受，还以此为耻逃隐到山里去了。到了夏代，又有卞随、务光不肯受位。这些说法凭什么流传呢？太史公说：我登上箕山，山上据说有许由的坟墓。孔子依次论述古代的仁人、圣人和贤人，如吴太伯、伯夷这些人，讲得很详细。我根据所听到的，认为许由、务光的节义是最高的，可是经传里关于他们的文辞却一点也见不到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孔子说：“伯夷、叔齐，不记旧日的仇恨，因此怨恨很少。”“他们追求仁，得到了仁，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？”我哀怜伯夷的志向，看到他们流传下来的轶诗而感到惊异。他们的传记里说：
伯夷、叔齐，是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。父亲想立叔齐为君。父亲去世后，叔齐让位给伯夷。伯夷说：“这是父亲的遗命。”就逃走了。叔齐也不肯即位逃走了。国人只好立他们的中子为君。
这时伯夷、叔齐听说西伯昌善于奉养老人，何不到他那里去呢！等赶到，西伯已经去世，武王载着文王的木牌灵位，追谥为文王，向东进兵讨伐纣王。伯夷、叔齐拉住武军的马缰进谏说：“父亲死了不安葬，就大动干戈，能说是孝吗？以臣子的身份去杀君主，能说是仁吗？”武王左右的人要杀他们。太公说：“这是义士啊。”把他们搀扶开了。
武王平定殷乱之后，天下都归顺周朝，伯夷、叔齐却以此为耻，坚持不吃周朝的粮食，隐居在首阳山，采野菜充饥。快饿死的时候，作了一首歌。歌词说：“登上那西山啊，采那山上的野菜。用暴力换掉暴力啊，竟不知自己的错误。神农、虞、夏的时代一去不返啊，我到哪里去归宿？唉，去死吧，命运已经衰微了！”
于是饿死在首阳山。由此看来，他们到底是怨呢，还是不怨呢？
有人说：“天道不分亲疏，总是帮助善人。”像伯夷、叔齐，可以算是善人了吧？积仁洁行到这个地步却饿死了！再说孔子的七十个高足弟子，仲尼唯独称赞颜渊好学。可是颜渊经常穷得揭不开锅，连糟糠都吃不饱，终于早死。上天对善人的报答，就是这样吗？盗跖天天杀害无辜的人，吃人肝，凶残暴虐，为所欲为，聚集党羽数千人横行天下，竟然长寿而终。他遵行了什么德行呢？这都是些特别昭彰显著的例子。至于近世，有的人行为不合正道，专门犯法违禁，却终身安逸享乐，富贵累世不绝；有的人选好了地方才落脚，该说话时才说话，走路不走小道，不是公正的事决不奋起去做，却偏偏遭遇灾祸的，数也数不清。我非常困惑：倘若真有所谓天道，这是对呢，还是不对呢？
孔子说“主张不同，不必互相商量”，人也各按自己的志向行事罢了。又说“富贵如果能够求得，即使做执鞭的差役，我也愿意干；如果求不到，就依从我自己的爱好”。“天气寒冷，然后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零的”。举世混浊的时候，清白的人才显现出来。难道是因为他们把道德看得那样重，把富贵看得这样轻吗？
“君子最怕的是死后名声不传于世。”贾谊说：“贪财的人为财而死，重义的人为名而死，夸耀权势的人为权而死，一般百姓只求生存。”“同是明亮的东西就互相映照，同类的事物就互相寻求。”“云随龙起，风随虎行，圣人兴起，万物都仰望他。”伯夷、叔齐虽然贤明，得到孔子的表彰而名声更加显扬；颜渊虽然笃学，因附于孔子之行而更加彰显。隐居岩穴的士人，立身取舍也像他们这样，有的名声堙没不称，可悲啊！普通里巷之人，想砥砺品行、树立名声的，如果不依附德高望重的青云之士，又怎么能流传到后世呢？
《伯夷列传》是《史记》七十列传的第一篇，也是一篇奇文：七十列传只有此篇以议论为主。司马迁借伯夷、叔齐积仁洁行而饿死的遭遇，对"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"提出根本性的疑问——善人未必善报，恶人竟以寿终——从伯夷之怨写到己之惑，把对天道的怀疑化作对人间不平的控诉，是《史记》中最见性情的一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