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说：“用政令来引导百姓，用刑罚来约束百姓，百姓只求免于获罪，却没有羞耻之心；用道德来引导百姓，用礼制来约束百姓，百姓就知道羞耻而且归正道。”老子说：“最有道德的人不标榜道德，所以有道德；道德低下的人死守着道德的表面，所以没有道德。法令越加繁多，盗贼反而越多。”太史公说：“这些话说得真对啊！”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，而不是政治清明污浊的本源。从前天下的法网曾经非常严密，但是奸诈虚伪的事照样纷纷发生；发展到极点，君臣上下互相欺瞒，以至于国家无法振兴。那个时候，官吏治理政事就像抱薪救火、扬汤止沸，不用强硬严酷的手段，怎么能胜任而愉快呢？要是提倡道德的人来办事，就未免失职了。所以孔子说：“审理诉讼，我同别人一样；一定要做到使诉讼不再发生才好。”老子说：“愚蠢的人听到大道就大笑起来。”这些话都不是空话。汉朝兴起以后，破除棱角改为圆通，去掉雕饰归于质朴，法网宽得能漏过吞舟的大鱼，可是官吏的政绩却蒸蒸日上，百姓不再作奸犯科，人民平安无事。由此看来，国家安定的关键，在道德教化而不在严刑峻法。
《酷吏列传》记汉武帝时代以严酷著名的官吏。此序置于篇首，引孔子、老子之言对举，说明法令只是治世的工具，不是治世的根本；秦法严密而奸伪萌起，汉初法网宽疏而吏治淳厚——"在彼不在此"四字，是全篇的结论，也是司马迁对武帝时代酷吏政治的委婉批评。
【节选说明】本篇是节选。正文到“由是观之，在彼不在此”为止。《史记》原文往后还讲了：高后时酷吏独有侯封，侵辱功臣；其后郅都、宁成、周阳由、赵禹、张汤直到杜周等一大批酷吏的传记——他们以严刑峻法办案立威，也一个个身死名败。古文观止到这里收住，是因为选家只取开头这篇引孔、老之论比较德治与刑治得失的序文，序里的道理已经说尽，后面是人物传记的正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