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国志

卢弼《三国志集解》对曹操的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多有指责，认为其“为奸雄欺人之语”“志骄志盈，言大而夸”。毛泽东读至此处，在天头写下这段批语，为曹操辩护。他引用李白诗句，认为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应予肯定，轻视祢衡则是一大过失。毛泽东对曹操的评价一贯很高，曾说“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，汉是没落的”。

毛泽东多次向高级干部推荐《三国志·魏书·郭嘉传》，要求大家在工作方法上像郭嘉那样“多谋善断，重点在‘谋’字上”。他引用郭嘉评价袁绍的话——“多端寡要，好谋无决”——来说明领导者必须善于决断。郭嘉初投袁绍，发现袁绍不能成事，转而投奔曹操，这一选择被毛泽东视为“多谋”的典范。

毛泽东对刘备的评价一分为二。他肯定刘备“会用人，能团结人”，认为这是刘备以织席贩履之身终成三分霸业的关键。但他也指出刘备的致命缺点：好感情用事，不能区分主次矛盾——关羽死后，刘备不顾大局兴兵伐吴，正是这一缺点的集中体现。

毛泽东对诸葛亮《隆中对》的战略提出了独到的批评。他认为，诸葛亮为刘备设计的“跨有荆益，两路北伐”战略，使本来兵力有限的刘备“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”；后来关羽守荆州、刘备守益州、诸葛亮经营汉中，更是“三分兵力”。兵力分散，终致关羽失荆州、刘备败夷陵，蜀汉从此一蹶不振。这一批评颇有史家见地。

与曹操、刘备相比，毛泽东对孙权评论不多，但对孙权年少而大有作为颇为赞赏。孙权十九岁继承父兄基业，坐断东南，与曹刘抗衡。毛泽东曾略改曹操诗句，发出“当今惜无孙仲谋”的慨叹。他还注意到孙权劝曹操称帝一事，认为这是孙权要把曹操“放在炉火上烤”，足见其权谋。

1958年，毛泽东两次批示印发《三国志·张鲁传》给中央委员阅读。他注意到张鲁在汉中推行的“五斗米道”制度——“不置长吏，皆以祭酒为治”“诸祭酒各起义舍于路，同之亭传，县置米肉，以给行旅”——认为其中包含着“原始社会主义”的色彩，与当时的人民公社有某些相似之处。毛泽东对历史素材的这种“古今对照”，是他读史的一大特点。

毛泽东读《三国志》，最看重的是裴松之的注。裴注搜集大量史料，补充原书之不足，使读者能看到更丰富的历史细节。毛泽东将裴松之与注《后汉书》的李贤相提并论，认为二者都是“注”的典范。他还引用章太炎的话，说“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”，称赞这是“英豪巨眼”。读正文，也读注文，是毛泽东读史的一贯方法。

毛泽东读《三国志》，不是当作故事读，而是当作组织学与领导方法的教科书来读。他看曹操如何“唯才是举”，看刘备如何团结各方，看孙权如何用人，看郭嘉如何“多谋善断”。1959年他在郑州会议上，将曹操、刘备、袁绍几个领导集团的核心人物在“出主意，用干部”上进行比较，认为曹操“多谋善断，最厉害”，刘备“稍逊一筹”，袁绍则“见事迟，得计迟”，根本不称职。从组织与领导的角度读三国，是毛泽东读史的独到之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