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汉书

毛泽东对东汉一朝评价不高，唯独推崇光武帝刘秀。他评价刘秀是“历史上最会用人的皇帝”，还说刘秀是“最有学问，最会打仗，最会用人”的皇帝2。刘秀以“单车临河北”，仅一年便发展为全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，靠的正是知人善任。毛泽东读《后汉书》时，对《光武帝纪》用功最深。

毛泽东读史，不仅读正文，也读注文。他称赞唐代李贤注《后汉书》“注重搜集大量史料，补充原著的不足”，认为李贤远胜于注《汉书》的颜师古。他也注意到宋代刘攽对《后汉书》的按语，认为刘攽治汉史有超过前人之处。由李贤而及裴松之，毛泽东对“注”的价值有独到的判断。

《后汉书·陈寔传》记载，有盗夜入其室，伏于梁上。陈寔发现后，并不声张，而是把子孙叫来训话：“夫人不可不自勉。不善之人未必本恶，习以性成，遂至于此。梁上君子者是矣！”盗者大惊，投地请罪。陈寔不仅不罚，反而赠绢两匹。毛泽东读至此，批注“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”。同一时期，他读《南史·孔琇之列传》，对孔琇之因十岁小孩偷稻便推断其“长大必为盗”的做法，批注“此种推论，今犹有之”，予以警惕。

1965年8月30日之前，毛泽东在读线装本《后汉书》时，在卷九十一至九十四的分册封面上写下批注，将《黄琼传》《李固传》推荐给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、彭真和陈毅阅读。他看重的是《李固给黄琼书》中“峣峣者易缺，皦皦者易污”“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”的告诫，以及黄琼、李固以国家大事为重、不计个人名利的致仕之道。

《后汉书·皇甫嵩传》记载，皇甫嵩兵少，军中皆恐，他召集军吏说：“兵有奇变，不在众寡。”《孙子兵法》云：“凡战者以正合，以奇胜。”毛泽东批注“正，原则性。奇，灵活性”，以哲学语言解释兵法概念。他曾指出，“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，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”。这一批注正是他一生处理复杂问题的思想方法。

毛泽东对“前四史”有比较性评价。他虽终生研读《汉书》，却认为《后汉书》的某些篇章“胜于前汉”。这体现了他不迷信权威、独立判断的读史态度——即使是班固这样的大家，也要放在比较中衡量。他对《后汉书》的叙事文笔和史料价值都有肯定。

袁安是东汉名臣，以刚正不阿著称。毛泽东在《袁安传》上批注“可以争论”，表明他对传中所述史事或评价持保留态度，认为有讨论的余地。这条批注短而精，正体现了毛泽东读史不盲从、有己见的一贯风格。

1959年，毛泽东将一本《后汉书》送给他的英文秘书林克，嘱咐他研究历史，并特别指出要读《党锢传》《董卓传》。党锢之祸是东汉士人与宦官斗争的血泪史，董卓之乱则是东汉灭亡的序幕。毛泽东让林克读这两篇，意在让他理解东汉政治从内部崩坏到彻底瓦解的过程——一个王朝的灭亡，往往始于内部的溃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