独有这一件小事，却总是浮在我眼前
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。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，算起来也很不少；但在我心里，都不留什么痕迹，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，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，——老实说，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。
但有一件小事，却于我有意义，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，使我至今忘记不得。
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，大北风刮得正猛，我因为生计关系，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。一路几乎遇不见人，好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，教他拉到S门去。不一会，北风小了，路上浮尘早已刮净，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，车夫也跑得更快。刚近S门，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，慢慢地倒了。
跌倒的是一个女人，花白头发，衣服都很破烂。伊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；车夫已经让开道，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，微风吹着，向外展开，所以终于兜着车把。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，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，跌到头破血出了。
伊伏在地上；车夫便也立住脚。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，又没有别人看见，便很怪他多事，要自己惹出是非，也误了我的路。
我便对他说，“没有什么的。走你的罢！”
车夫毫不理会，——或者并没有听到，——却放下车子，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，搀着臂膊立定，问伊说：
“你怎么啦？”
“我摔坏了。”
我想，我眼见你慢慢倒地，怎么会摔坏呢，装腔作势罢了，这真可憎恶。车夫多事，也正是自讨苦吃，现在你自己想法去。
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，却毫不踌躇，仍然搀着伊的臂膊，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。我有些诧异，忙看前面，是一所巡警分驻所，大风之后，外面也不见人。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，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。
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，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，刹时高大了，而且愈走愈大，须仰视才见。而且他对于我，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，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“小”来。
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，坐着没有动，也没有想，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，才下了车。
巡警走近我说，“你自己雇车罢，他不能拉你了。”
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，交给巡警，说，“请你给他……”
风全住了，路上还很静。我走着，一面想，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。以前的事姑且搁起，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？奖他么？我还能裁判车夫么？我不能回答自己。
这事到了现在，还是时时记起。我因此也时时煞了苦痛，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。几年来的文治武力，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“子曰诗云”一般，背不上半句了。独有这一件小事，却总是浮在我眼前，有时反更分明，教我惭愧，催我自新，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。
一九二〇年七月。
S门：指宣武门。鲁迅当时住在北京宣武门外，S是“宣”字拼音的第一个字母。用字母代替地名，是小说常见的虚化手法。
伊：“她”的旧写法。五四时期白话文尚未定型，“伊”常用来指女性第三人称。
皮袍：指“我”穿着皮袍，是当时有身份、有地位的人的装束，与车夫、老女人的破衣形成对比。
皮袍下面藏着的“小”：全篇最著名的一句。“小”指“我”内心深处的自私、冷漠、看不起人的坏脾气。车夫的高大，榨出了“我”的“小”。
巡警分驻所：旧时警察的基层机构。车夫扶着老女人走向分驻所，是主动承担责任、接受处理。
一大把铜元：“我”给车夫的钱。这一举动表面是“奖励”，实则是“我”试图用钱来赎买自己内心的愧疚。文末“我”对此提出质问：“奖他么？我还能裁判车夫么？”
子曰诗云：指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。“我”说几年来的“文治武力”在他心里，早已如“子曰诗云”一般背不上半句——国家大事不留痕迹，一件小事却记得分明。
文治武力：指当时军阀政府的政治与军事。民国六年（1917）正值北洋军阀混战时期。
民国六年：1917年。这一年发生了张勋复辟等事件。
教我惭愧，催我自新：全篇结尾。“一件小事”使“我”自省，也使“我”看到希望。
写作时间：1920年7月，发表于1920年7月《晨报·周年纪念增刊》。
地位：《呐喊》中第六篇，是鲁迅最短的一篇小说之一，仅约一千字。也是鲁迅小说中最直接写“劳工”形象的一篇。
故事梗概：“我”在北京雇人力车去S门，途中车把带倒了一个老女人。车夫主动扶起老女人，搀她走向巡警分驻所。“我”起初觉得老女人是装腔作势、车夫是多事，但当车夫毫不踌躇地走向分驻所时，“我”突然感到车夫的后影“刹时高大了”，榨出“我”皮袍下面藏着的“小”来。
核心意象：“皮袍下面的‘小’”。这是鲁迅最著名的自我解剖之一。“我”穿皮袍，车夫满身灰尘；“我”有身份，车夫是底层劳工。但车夫的正直与担当，恰恰照出“我”内心的自私与冷漠。
对比结构：全篇以“国家大事”与“一件小事”对比开篇——国家大事“不留什么痕迹”，一件小事却“总是浮在我眼前”。以“我”的“小”与车夫的“大”对比收束——“教我惭愧，催我自新”。
关于劳工：五四时期，“劳工神圣”是流行的口号。鲁迅写这篇小说，不是简单地歌颂劳工，而是以车夫为镜子，照出知识分子的精神弱点。这是他与一般“劳工崇拜”者的区别。
与《狂人日记》的呼应：《狂人日记》中“我”是觉醒者，《一件小事》中“我”是被车夫教育的人。鲁迅始终在自我解剖——这是他一生的精神底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