伦理学原理批注

这是毛泽东批注中最为完整的道德本源论。他以八个对子层层递进，从“善恶”追溯到“心理”，构建了一条从伦理到宇宙的生成链条。前三个对子关涉人性，中间四个关涉物性，最末的“心理”则被视为道德的终极因。青年毛泽东试图为伦理学寻找一个本体论的基础，而非停留在道德规范的层面。

毛泽东明确将自己伦理思想的核心概括为“精神之个人主义”。他进一步解释：“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，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。”这并非狭隘的利己主义，而是以自我实现为核心、以个性解放为旗帜的伦理主张，与五四时期反对封建奴役的时代潮流一脉相承。

毛泽东反复强调伦理学的目的不在理论建构，而在实践躬行。“伦理学示人生正鹄之所在，有裨于躬行。”这与他在《实践论》中系统阐述的“知行统一观”一脉相承——从青年时代的“实践”批注，到延安时期的哲学体系，这一主线贯穿始终。

毛泽东在批注中反复论及“差别”“比较”“对立统一”。他认为差别、矛盾是普遍存在的，任何事物逻辑地包含着对立和同一。这些批注显露出矛盾学说的全面萌芽，为后来《矛盾论》的写作提供了最早的思想素材。

毛泽东将运动变化视为宇宙的普遍规律。在他看来，没有绝对的“生”与“灭”，只有永恒的“变化”。成毁、生死、有无，都是同一变化过程的不同面向。这种动态的宇宙观，与他后来“斗争哲学”的思想底色密切相关。

这是毛泽东批注中极具张力的一条。他指出人永远无法达到“根本理想”，但可以通过一件件“事”的达成来不断接近理想。而每当一件事达成，理想又抬高一层。理想与事功之间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追逐——这既是对泡尔生调和论的回应，也是青年毛泽东对“实践”优先性的又一次确认。

1917年，俄国爆发十月革命，中国正经历军阀混战。毛泽东在批注中写道：“各世纪中，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，时时涤旧，染而新之，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。”他盼望“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”，这正是一个24岁青年心中酝酿的再造世界的蓝图。也正是在此期间，他筹备、组织、建立了新民学会。

毛泽东在批注中明确表达了“述而不作”的学术观：理论不过是“钩画实际之情状，叙述自然之条理”。事实先于理论，实践先于著述——这与他“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”的主张互为表里，构成了青年毛泽东哲学思考的基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