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记

毛泽东以“政治家”与“非政治家”一字之差，点出刘项成败的根本。他进一步指出，刘邦胜在“决策对头，用人得当”，且“比较熟悉社会生活，了解人民心理”2。1962年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，他大谈刘邦从谏如流的故事，并警告：“我们现在有些党委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，倒是有点像项羽。”

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。早年读《史记》时，他基本沿袭传统贬斥态度；晚年则越来越倾向于肯定其统一中国的功绩，写下“劝君少骂秦始皇，焚坑事业要商量”的诗句。但这条批注中的“一分为二”，才是他读史方法的完整呈现：进步作用要肯定，丧失进取要批判。

毛泽东对李斯上秦王的这篇“上书”反复阅读，浓圈密画，并在与人交谈中多次提及。他看重的不只是文辞，更是论证的力量——李斯以“泰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”的逻辑，让秦王收回逐客令。在毛泽东看来，说服力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能力。

毛泽东在《陈涉世家》天头上先后写下两条批注。“一误”批在陈胜斩杀旧时伙伴处，即“功成忘本，脱离了本阶级的群众”；“二误”批在陈胜信用朱房、胡武处，即“用人不善，偏听偏信，脱离了共患难的干部”。两条批注之间，是毛泽东对农民起义政权迅速败亡的深刻总结。

毛泽东读《张仪列传》，看到苏秦故意羞辱张仪、激发其斗志的故事，在谈话中引申道：“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？我们之间，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。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……人就是要压的，像榨油一样，你不压，是出不了油的。”这是以史论今的典型例子。

毛泽东读韩信传，关注其从受辱到拜将的转折。他从中看到的是“压力促进步”的辩证法：韩信若无胯下之辱的刺激，未必能成就后来的功业。这与苏秦羞张仪的故事一脉相通，都是毛泽东反复从《史记》中读出的“压力—动力”逻辑。

毛泽东对屈原“寄予无限同情”，高度评价其人格与文品。他在50年代末的谈话中说：“屈原如果继续做官，他的文章就没有了。正是因为开除官籍，才有了《离骚》。”在毛泽东看来，政治上的失意，恰恰成就了文学上的不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