致宋庆龄

庆龄先生左右：

武汉分别，忽近十年。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，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。一九二七年后，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，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。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，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。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，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。因此，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，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，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， 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。 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，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，到时敬求接洽，予以指导。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。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，如吴稚晖、孔祥熙、宋子文、李石曾、蔡元培、孙科诸先生，与汉年同志一谈，不胜感幸。

顺问近安

毛泽东
“九·一八”五周年纪念日

【解读】

这封信写于1936年9月18日，正是“九一八”事变五周年。选择这一天写信，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：在国土沦丧五年之后，中共要把“停止内战、联合抗日”的呼声，通过宋庆龄这条特殊的渠道，直接送进国民党中枢。

信中最关键的一句是“ 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 ”。“尚有赖于”四个字，把宋庆龄放在了不可替代的位置上。当时国共两党之间渠道并不畅通，潘汉年虽然已经作为谈判代表到了上海，但要接触到孔祥熙、宋子文、孙科这个层级的人物，仅凭中共代表的身份是不够的。宋庆龄既是孙中山的夫人，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，还是宋子文、宋美龄的姐姐，这种多重身份使她成为唯一能够同时被国共双方接受、并且能够直接对话国民党最高层的中间人。毛泽东请她做的，不是表态，不是声援，而是“具体实际之活动”——介绍潘汉年与中枢要员面谈，推动国民党改变政策[reference:5]。

信中对宋庆龄的评价也值得注意。“一九二七年后，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，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”——毛泽东没有把宋庆龄称为“同情者”或“盟友”，而是把她与中共放在了同一条精神脉络上。这既是对她近十年坚持的极高肯定，也为这次请托赋予了道义上的正当性：推动国民党回归孙中山的三大政策，不是中共一方的请求，而是孙中山革命精神继承者之间的共同事业。

从结果看，宋庆龄没有辜负这份请托。她不仅为潘汉年打通了与国民党要员的接触渠道，还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中央委员资格出席会议，领衔与何香凝、冯玉祥等联名提出“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”[reference:6]。这封信所开启的这条渠道，在西安事变前后国共两党最关键的接触中，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。

与1949年6月19日那封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的信放在一起看，两封信的面貌截然不同。1936年这封是“求助与请托”：语气恭敬，但内容具体而紧迫，请她利用身份、介绍人脉、指导谈判。1949年那封是“邀请与礼敬”：语气更加庄重，核心是“仰望之诚，与日俱积”，请她北上参与建国。前者把她当作打通困局的关键中介，后者把她当作新国家的尊贵客人。同一个收信人，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情境，恰好勾勒出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角色的变化：从“不可替代的桥梁”，到“共同事业中的一面旗帜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