致李济深、李宗仁、白崇禧

任潮先生并请转致德邻健生先生勋鉴：

钱寿康君来，具悉贵方情形及所示协定草案，谋国伟画，无任钦迟。目前，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之阶段，敝方八月二十五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即提出此种实际方案，现托钱君携呈尊览。诸公高瞻远瞩，对此谅有同心。 当前急务，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。 现贵方与南京之间虽幸免战祸，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。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向南京当局一致呼吁，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，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，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。全国汹汹，抗日不成，实为南京当局缺乏抗日救亡之认识与决心，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而不变。督促批判，责其更新，全国人民及各实力派系与有责焉。

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，实属绝对必要。 兹对贵方所提草案各条，提出敝方意见，略有修改，缮写两份，仍由钱君携回，敬祈审察。如荷同意即祈诸位先生签名盖章，自存一份，以另一份再由钱君携来敝处，即成定案。起效时间，以诸位先生签署之月日为准（请填上时间）。如有尚待磋商之处，即祈惠示，往返商妥，再行确定。一俟确定之后，双方根据协定一致努力，务达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后已。中华民族之不亡，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逐出中国，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。专此奉复。

敬颂勋祺

毛泽东
九月二十二日

【解读】

这封信在1936年9月的统战书信群中，位置很特殊。写给宋庆龄的那封，请她利用身份做“具体实际之活动”，但活动的内容是介绍人脉、打通渠道，还没有进入条文层面。写给李济深、李宗仁、白崇禧的这封，直接进入了“协定草案”的磋商——对方拿来了一份草案，毛泽东逐条提出修改意见，缮写两份，请对方签名盖章，一份自存，一份带回，“即成定案”。这是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之间，第一次把合作推进到文本签署的边缘。

信中对“当前急务”的界定极为明确：“ 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 ”。这句话有两层指向。对外，是针对日本；对内，是针对南京。紧接着毛泽东说“现贵方与南京之间虽幸免战祸，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”，一笔勾出了1936年中国的实际格局：西南方面刚刚躲过一场与南京的战争，而西北的红军仍在与国民党军作战。在这个格局里，西南方面的位置被毛泽东定义为“督促批判，责其更新”的力量——你们与南京有对话的渠道，有实力派的地位，应该用这个地位去逼迫南京改变“对外退让对内苛求”的政策，而不是仅仅保全自己。

最能看出这封信分量的，是结尾那句话：“ 中华民族之不亡，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逐出中国，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。 ”毛泽东没有把这份协定说成一次普通的军事配合或临时谅解，而是把它放在了“中华民族不亡”和“驱逐日本出中国”的起点位置上。这不是外交辞令，而是一种政治判断：如果中共与西南实力派能够率先订立并签署一份抗日救国协定，它就会成为一个样本，推动全国各派力量走向共同的对日阵线。后来的历史没有完全按照这个设想展开——西安事变和全面抗战的爆发，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停止内战——但这封信所开启的中共与桂系的合作关系，确实在此后的抗战中延续了下来[reference:0]。

与写给宋庆龄的信对照，两封信的语气也有微妙的差别。对宋庆龄，毛泽东用的是“敬求接洽，予以指导”，姿态极低，因为请托的是她个人的身份与人脉。对李济深等人，毛泽东用的是“诸公高瞻远瞩，对此谅有同心”“如荷同意即祈诸位先生签名盖章”，语气是平等的、协商的，甚至带着一种“我们共同来做一件事”的主动。这种差别，来自双方关系的性质：宋庆龄是中间人和精神旗帜，李济深、李宗仁、白崇禧是谈判桌对面的实力派。对前者要敬，对后者要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