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页 · 开篇与学会方针 改造中国与世界 · 世界主义 ▾
和森兄子升兄并转在法诸会友:
接到二兄各函,欣慰无量!学会有具体的计划,算从蒙达尔尼会议及二兄这几封信始。弟于学会前途,抱有极大希望,因之也略有一点计划,久想草具计划书提出于会友之前,以资商榷。今得二兄各信,我的计划书可以不作了。我只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会友,对于二兄信上的计划,人人下一个详密的考虑,随而下一个深切的批评,以决定或赞成,或反对,或于二兄信上所有计划和意见之外,再有别的计划和意见。我常觉得我们个人的发展或学会的发展,总要有一条明确的路数。没有一条明确的路数,各个人只是盲进,学会也只是盲进,结果糟踏了各人自己之外,又糟踏了这个有希望的学会,岂不可惜?原来我们在没有这个学会之先,也就有一些计划,这个学会之所以成立,就是两年前一些人互相讨论研究的结果。学会建立以后,顿成功了一种共同的意识,于个人思想的改造,生活的向上,很有影响。同时于共同生活,共同进取,也颇有研究。但因为没有提出具体方案,又没有出版物可作公共讨论的机关,并且两年来会友分赴各方,在长沙的会员又因为政治上的障碍不能聚会讨论,所以虽然有些计划和意见,依然只藏之于各人的心里,或几人相会出之于各人的口里,或彼此通函见之于各人的信里,总之只存于一部分的会友间而已。现在诸君既有蒙达尔尼的大集会,商决了一个共同的主张,二兄又本乎自己的理想和观察,发表了个人的意见,我们不在法国的会员,对于诸君所提出当然要有一种研究、批评和决定。除开在长沙方面会员即将开会为共同的研究、批评和决定外,先述我个人对于二兄来信的意见如左。
注
蔡和森(1895—1931):字润寰,湖南双峰人。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,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。1919年底赴法勤工俭学,在法期间“猛看猛译”马克思主义著作,率先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。1931年在广州牺牲。
萧子升(1894—1976):又名萧瑜,湖南湘乡人。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,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。在蒙达尔尼会议上主张温和的革命,与蔡和森发生争论。后长期旅居海外。
蒙达尔尼会议:1920年7月在法国蒙达尔尼召开的新民学会旅欧会员会议,确定“改造中国与世界”为学会方针,并就改造方法展开辩论。史称“蒙达尼会议”。
新民学会:1918年4月由毛泽东、蔡和森等在长沙发起成立,是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青年社团之一。“改造中国与世界”后成为学会的正式宗旨。
(一)学会方针问题
我们学会到底拿一种什么方针做我们共同的目标呢?子升信里述蒙达尔尼会议对于学会进行之方针,说:“大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与世界”。以“改造中国与世界”为学会方针,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,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。以我的接洽和观察,我们多数的会友,都倾向于世界主义。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;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,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;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,而不愿意更繁复地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,某一家庭,或某一宗教,而为其奴隶,就可以知道了。这种世界主义,就是四海同胞主义,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,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。凡是社会主义,都是国际的,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。和森在八月十三日的信里说:“我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,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。因我所见高明一点的青年,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家的色彩,于此两点,非严正主张不可。”除无产阶级专政一点置于下条讨论外,国际色彩一点,现在确有将它郑重标揭出来的必要。虽然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,为做事便利起见,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,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;但是感情总要是普遍的,不要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。这是一层。做事又并不限定在中国,我以为固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,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。如帮助俄国完成它的社会革命;帮助朝鲜独立;帮助南洋独立;帮助蒙古、新疆、西藏、青海自治自决,都是很要紧的。以下说方法问题。
注
世界主义:此处指打破国家界限、以全人类幸福为目标的理想,与当时狭隘的爱国主义相对。毛泽东将其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,反映出他早期思想中的国际主义倾向。
无产阶级专政:蔡和森在信中明确提出“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”,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人之一。
帮助俄国完成它的社会革命:1920年,苏俄正处于国内战争末期,毛泽东此语表达了对苏俄革命的同情与支持。
第二页 · 方法问题(上) 和森与子升之争 · 罗素之说 ▾
(二)方法问题
目的——改造中国与世界——定好了,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,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“改造中国与世界”的目的呢?和森信里说:“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,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,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。”和森又说:“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,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,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,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,俄国就是个明证,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,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。……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,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、宣传者、先锋队、作战部。”据和森的意见,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,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。而子升则说:“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,革命也是无穷期的,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,换多数人的福利。主张温和的革命,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,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。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。颇不认俄式——马克思式——革命为正当,而倾向于无政府——无强权——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,比较和而缓,虽缓然和。”同时李和笙兄来信,主张与子升相同,李说:“社会改造,我不赞成笼统的改造,用分工协助的方法,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,我觉得很好。一个社会的病,自有它的特别的背景,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,我很怀疑。俄国式的革命,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。”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(用平和的手段,谋全体的幸福),在真理上是赞成的,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。罗素在长沙演说,意与子升及和笙同,主张共产主义,但反对劳农专政,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,可不至要妨碍自由,兴起战争,革命流血。但我于罗素讲演后,曾和荫柏、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,我对于罗素的主张,有两句评语,就是“理论上说得通,事实上做不到”。
注
迪克推多:英文 dictator 的音译,意为“专政”。蔡和森信中“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”即“无产阶级专政”。
蒲鲁东(1809—1865):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,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。主张通过和平改良而非暴力革命改造社会。
罗素(1872—1970):英国哲学家、数学家。1920年10月应邀来华讲学,在长沙演说中主张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,反对劳农专政。毛泽东当时在长沙听其讲演,曾与荫柏、礼容等辩论。
李和笙:即李维汉,湖南长沙人,新民学会会员。当时也在法国勤工俭学,主张“用分工协助的方法,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”。
第三页 · 方法问题(下)与学会态度 教育权之辩 · 赞同和森 ▾
罗素和子升和笙主张的要点,是“用教育的方法”,但教育一要有钱,二要有人,三要有机关。现在世界,钱尽在资本家的手;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;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,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。总言之,现在世界的教育,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。以资本主义教儿童,这些儿童大了又转而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。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,则因为资本家有“议会”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;有“政府”执行这些法律,以积极地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;有“军队”与“警察”,以消极地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;有“银行”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;有“工厂”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。如此,共产党人非取政权,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,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?如此,资本家久握教育权,大鼓吹其资本主义,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,信者日见其微。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。我看俄国式的革命,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,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,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。
注
教育权之辩:这是毛泽东对改良主义最有力的一击。他从“教育权”入手,层层揭示资本家如何通过议会、政府、军队、警察、银行、工厂牢牢掌握教育权,论证“教育的方法”在事实上行不通。逻辑严密,层层递进。
“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”:此句是这封信最著名的论断,被反复引用,成为理解毛泽东选择革命道路的重要依据。
以上是从历史上说。从心理上说,人类究竟是一种自然物,自然物的性质,只是要保存自己及种族的生命,适应环境,虽有理性,却只处于附属的地位,受感情的支配。人类的感情,只有两途,不是爱,便是恶。资本家和无产阶级,两方的感情,简直立在极端相反的地位;资本家方面,是骄矜、贪婪、刻薄、残忍;无产阶级方面,是羡慕、嫉妒、怨恨、反抗。积久积深,便发生阶级的战争。所以从心理上说起来,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战争,是不能免的。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,或帝国主义者,或军阀主义者,非等到人家来推倒,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。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,无政府的主义,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,依我现在的看法,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,事实上是做不到的。
因此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,不表同意。而于和森的主张,表示深切的赞同。子升自欧洲来信说,“社会民主主义,借议会为改造工具,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。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,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。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,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,放任资本家,亦是永世做不到的。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,即所谓劳农主义,用阶级专政的方法,是可以预计效果的,故最宜采用。”子升这封信,是否确是子升说的,我有点怀疑。因为子升素来是不主张激烈方法的。但子升这封信,我看来是很对的。
注
德谟克拉西主义:英文 democracy 的音译,即民主主义。
“于和森的主张,表示深切的赞同”:这是毛泽东对蔡和森来信的明确表态,标志着他从改良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转变。后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另一封信中写下“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,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”。
(三)学会态度问题
学会的态度,我以为应该采取“潜在切实,不务虚荣,不出风头”的态度。固然我们对于学会,有一种很大的希望,但切不可因此就自满起来,以为我们学会已经了不得了,以出风头为事。我们要知道,我们学会的根基,还是不稳固,我们的能力,还是薄弱。我们只有切实地做去,切切实实地研究,切切实实地预备,切切实实地磨练。等到我们有了真实的本领,有了坚固的基础,然后才可以出而任事,才可以担当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责任。现在我们的态度,应该是:第一,不标榜;第二,不宣传;第三,不招摇。只切实地预备,切实地研究,切实地磨练。这就是我们应取的态度。
注
潜在切实:毛泽东为新民学会定下的根本态度,强调埋头苦干、不事张扬,与当时许多社团热衷标榜、宣传的风气形成鲜明对照。
第四页 · 会员、办事、出版与经费 互助互勉 · 分工报告 · 出版物 · 廉洁财政 ▾
(四)学会会员及办事方法问题
学会的会员,应该有一种共同的精神,就是“互助互勉”的精神。我们既是同志,就应该互相帮助,互相勉励,互相批评,互相规劝。不要彼此猜忌,不要彼此倾轧,不要彼此敷衍。我们要有一种“诚恳”“光明”“向上”的态度。关于办事方法,我以为应该采取分工的办法。各人依自己的性之所近,分任一部分的工作。有人研究理论,有人实行调查,有人担任宣传,有人担任组织。各人把自己的工作做好,然后合起来,便是一个整个的工作。此外还应该有一种“报告”的制度,各人把自己所做的事,所研究的问题,所读的书,所得的心得,定期报告于会友,以资互相参考,互相讨论。这样,我们的学会才可以真正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团体,才可以真正做一番事业。
注
互助互勉:毛泽东为新民学会会员规定的共同精神,是对学会内部团结的高度概括,也是后来党内民主集中制思想的雏形。
“报告”的制度:即会员定期向全体会友汇报自己的研究心得和工作进展,是毛泽东早期组织思想的重要体现。
(五)学会出版物问题
学会应该有一种出版物,作为公共讨论的机关。我们现在的通信集,虽然很好,但只限于会员的通信,究竟不能普及。我们应该出一种月刊或周刊,发表会员的研究所得,介绍世界的思潮,讨论中国改造的问题。这种出版物,不一定要销行很广,但一定要有内容,有价值。我以为可以叫做《新民学会月刊》或《改造中国与世界》。这样的出版物,一方面可以促进会员的研究,一方面可以引起社会的注意,又一方面可以联络各地的会员。这是一件很要紧的事。
注
《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》:由毛泽东主编,1920年至1921年间共出三集,收录会员往来书信,是研究新民学会和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文献。蔡和森与毛泽东讨论建党的信件即收入第三集。
(六)学会的经费问题
学会的经费,应该由会员共同负担。每人每月出一定的会费,作为学会的经常费用。此外,如有特别用款,可以临时募集。但募集的方法,要力求正当,不可沾染丝毫的恶习。我以为会员中如有能力出得多一点的,可以多出一点;能力少的,可以少出一点。总以各人力量所及为限,不可勉强。学会的经费,要公开,要廉洁。每月的收支,要有详细的报告,使各人都能知道。这样,学会的财政,才可以有条不紊。
注
经费公开廉洁:毛泽东对学会经费管理提出的原则,体现了他早期对组织廉洁性的高度重视。这一原则后来在党内财经制度中得到继承和发展。
第五页 · 会友联络与结语 个人负责介绍 · 年会 · 七条总结 ▾
(七)会友联络问题
我们的会友,现在分在国内国外,彼此不能见面,只能靠通信来联络。但通信总有不便的地方,一封信要走许多日子,有时还会遗失。我以为,除了通信以外,还可以采用“个人负责介绍”的办法。每个会友,都可以介绍他所认识的人入会。但介绍入会的人,必须对于学会的宗旨有相当的了解,对于学会的规约愿意遵守。此外,我们还应该有一种“年会”的办法。每年择一个地方,开一次全体大会,讨论学会的重要问题。如果事实上不能开全体大会,也可以开代表会。总之,我们要想种种法子,使我们七十几个会友,能够常常互通声气,互相研究,互相勉励,团结成一个坚固的团体。
注
个人负责介绍:一种入会制度,即由老会员介绍新会员入会,并对其负责。这是毛泽东早期组织思想中关于会员发展的重要主张。
年会:毛泽东主张每年开一次全体大会或代表会,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学会中的具体体现。
以上是我对于学会的各种意见,拉杂写来,没有系统。我的意思,总括起来,就是:我们的学会,应该以“改造中国与世界”为方针,应该采用“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”,应该取“潜在切实”的态度,应该有“互助互勉”的精神,应该有出版物,应该有经费,应该常常联络。这是我个人的意见,还望诸君详细讨论,加以批评。专此,即颂
弟 泽东
九年十二月一日
注
九年十二月一日:民国九年,即1920年。此信写于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半年多,是建党先声之一。
七条总结:“改造中国与世界”“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”“潜在切实”“互助互勉”“出版物”“经费”“常常联络”,是毛泽东为学会规划的全盘方案,涵盖方针、方法、态度、精神、宣传、财政、联络七个方面,条理清晰,思虑周密。
全篇背景 创作缘起 · 历史意义 ▾
远隔重洋的讨论:1919年底,蔡和森率一批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,毛泽东留在国内研究国情。新民学会由此分为“向外发展”与“国内研究”两部分,以书信为桥梁保持联络。
蒙达尔尼会议:1920年7月,蔡和森、向警予、李维汉等新民学会旅欧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召开会议,确定学会方针为“改造中国与世界”。在改造方法上,蔡和森与萧子升发生激烈争论:蔡和森主张组织俄式共产党,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;萧子升主张温和的革命,以教育为工具。
蔡和森的三封来信:1920年8月至9月,蔡和森接连给毛泽东写了三封长信,明确提出“先要组织党——共产党”,主张“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”。他在8月13日的信中写道:“我以为先要组织党——共产党。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、宣传者、先锋队、作战部。”
毛泽东的处境:1920年秋,毛泽东一方面忙于湖南自治运动,一方面暗中开始物色人选组建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。11月,湖南自治运动失败,毛泽东遭省议会诬陷,被警察厅传唤;彭璜被通缉出走。这一挫折促使他进行深刻思考。
回信:经过深思熟虑,毛泽东于12月1日给蔡和森、萧子升及在法会友写了这封长达四千字的回信,对他们的意见逐条答复,明确表示“深切赞同”蔡和森的主张。
思想史上的位置:这封信是毛泽东从一个改良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文献。信中“我看俄国式的革命,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”一句,后来被反复引用,成为理解毛泽东选择革命道路的重要依据。毛泽东在此后给蔡和森的另一封信中写下“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,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”。“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”这一论断,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石。
建党先声:这封信写于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半年多。信中“共产党人非取政权,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”的论断,已经明确提出了夺取政权的革命目标。它与蔡和森的来信一起,被收入《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》第三集,是研究建党历史的核心文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