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日欢呼孙大圣，只缘妖雾又重来
时间：1961年11月17日，毛泽东六十八岁。
缘起：1961年10月18日，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观看了浙江省绍剧团演出的绍剧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。10月25日，郭沫若写成《七律·看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〉》，对戏中“人妖颠倒”、唐僧“对敌慈悲对友刁”极为愤慨，写下了“千刀当剐唐僧肉”的激愤之句，并将诗寄给毛泽东审正[reference:1]。
毛泽东的和诗：毛泽东读后，不同意郭沫若对唐僧的看法。他认为唐僧虽然愚蠢，但属于可以教育争取的中间派；真正必须坚决打击的，是白骨精一样的敌人[reference:2]。于是，毛泽东于11月17日写下这首和诗，借同一题材，表达自己对敌、我、友关系的战略思考。
时代背景：这首诗作于苏共二十二大闭幕后的第十八天。当时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围绕“和平过渡”“和平共处”“和平竞赛”以及“全民国家”“全民党”等问题出现严重分歧，毛泽东认为这是“现代修正主义”的挑战。“妖雾又重来”正是对这一国际局势的艺术概括。
后来的呼应：1962年1月，郭沫若读到毛泽东的和诗后深受启发，步原韵再和一首，将“千刀当剐唐僧肉”改为“僧受折磨知悔恨”。毛泽东回信肯定说：“和诗好，不要‘千刀当剐唐僧肉’了。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，这就好了。”[reference:4]
文献出处：此诗最早发表在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毛主席诗词》上，见于《毛泽东诗词集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，正编[reference:5]。
七律：七言律诗的简称。每篇八句，每句七个字，分四联：首联、颔联、颈联和尾联；偶句末一字押平声韵，首句末字可押可不押，必须一韵到底；句内和句间要讲平仄，中间四句按常规要用对仗。
和郭沫若同志：和，依照别人诗词的题材和体裁而作诗。郭沫若原诗见上文。
一从：自从。
精生白骨堆：妖精从白骨堆里孳生出来。《西游记》中白骨精被孙悟空打死后，现出原形，是一堆粉骷髅，脊梁上写着“白骨夫人”[reference:6]。
僧是愚氓犹可训：唐僧是个糊涂人，但还可以教育争取。僧，指唐僧。愚氓（yú méng），蠢人，这里指受迷惑的糊涂人。训，教育、争取[reference:7]。
妖为鬼蜮必成灾：妖怪是阴险害人的东西，一定会造成灾难。鬼蜮（guǐ yù），传说中一种害人的虫，能含沙射人，比喻阴险的敌人[reference:8]。
金猴奋起千钧棒：孙悟空奋起千钧重的金箍棒。金猴，指孙悟空。千钧，极言其重，古制三十斤为一钧。
玉宇澄清万里埃：澄清玉宇，扫清万里尘埃。玉宇，明净的天空，比喻光明的世界。埃，尘埃，比喻妖雾和反动势力。
孙大圣：即孙悟空，曾自封“齐天大圣”。
只缘妖雾又重来：只因为妖雾又重新弥漫起来了。缘，因为。妖雾，比喻当时国际上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反华逆流。
全诗总览：这首《七律·和郭沫若同志》表面上是咏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这出戏，实际上是一首借题发挥的政治哲理诗。全诗围绕“僧”与“妖”的区分展开，核心在于阐明一个战略原则：谁是敌人，谁是朋友，谁是可以争取的中间派。毛泽东不同意郭沫若“千刀当剐唐僧肉”的激愤，指出唐僧虽然糊涂，但仍属于可以教育的中间派；白骨精才是必须坚决消灭的敌人。尾联“今日欢呼孙大圣，只缘妖雾又重来”，则将神话拉回现实，点明了全诗的现实指向。
首联：斗争的产生。“一从大地起风雷，便有精生白骨堆。”首联从大处落笔，以“风雷”起兴。“风雷”既指自然界的风暴雷霆，也暗喻革命的风暴和时代的变动。自从大地掀起风雷，白骨堆里便孳生出妖精。这两句揭示了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：有革命的风雷，就会有反动的“妖精”滋生；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，贯穿于历史进程之中。
颔联：敌、友、我的区分。“僧是愚氓犹可训，妖为鬼蜮必成灾。”颔联是全诗的核心，也是毛泽东与郭沫若分歧所在。唐僧受白骨精蒙蔽，人妖不分，确实“愚氓”，但他的性质属于认识糊涂，仍然可以教育、争取。白骨精则不同，它是“鬼蜮”，阴险毒辣，以害人为本性，对它不存在教育争取的问题，只能坚决消灭。这一联以极为精炼的语言，划清了“中间派”与“敌人”的界限。毛泽东借此阐明的，正是统一战线中一条根本的战略原则：不要把可以争取的中间派推到敌人一边去，而要集中力量打击真正的敌人[reference:10]。
颈联：金猴奋起，玉宇澄清。“金猴奋起千钧棒，玉宇澄清万里埃。”颈联写孙悟空奋起金箍棒，扫清妖雾，使玉宇澄清。这两句气势磅礴，是行动与结果的直接呈现。“奋起”写出了斗争的主动性和坚决性，“澄清”写出了斗争的目标和成果。在毛泽东的笔下，孙悟空不仅是一个神话英雄，更成为反对错误思潮、捍卫正确路线的战士形象[reference:11]。
尾联：现实的指向。“今日欢呼孙大圣，只缘妖雾又重来。”尾联由神话回到现实，点明全诗的写作动机。“妖雾又重来”五个字，是理解这首诗的关键。1961年，国际共运出现严重分歧，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思潮正在蔓延，如同“妖雾”重新笼罩。正因如此，才需要“欢呼孙大圣”——呼唤那种敢于斗争、善于斗争的精神，来驱散妖雾，澄清玉宇。这两句将历史故事与现实斗争紧密联系起来，使全诗具有了鲜明的时代针对性。
与郭沫若原诗的关系：郭沫若的原诗情感激烈，对唐僧“对敌慈悲对友刁”深恶痛绝，主张“千刀当剐”。毛泽东的和诗则冷静得多，也深刻得多。他不是在简单地“纠正”郭沫若，而是在借同一题材阐明一个更高的战略原则：对中间派的过激态度，只会削弱自己、帮助敌人。毛泽东后来在给郭沫若的信中所说“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，这就好了”，正是这首诗最直白的注脚。从“千刀当剐唐僧肉”到“僧是愚氓犹可训”，一变之间，境界迥异[reference:13]。
“妖雾又重来”的深层含义：“妖雾又重来”不仅是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，也包含一种历史哲学：进步与反动、真理与谬误的斗争不会一劳永逸。每当革命事业向前发展，总会有旧的或新的“妖雾”以不同的形式重新出现。因此，“欢呼孙大圣”不是一次性的呼唤，而是一种持久的姿态——始终保持清醒，始终保持斗争精神。这首诗之所以在毛泽东诗词中占有独特位置，正在于它将神话故事、戏剧评论和现实政治熔于一炉，以极通俗的意象说出了极深刻的道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