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 筝

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，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，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

1925年1月24日 · 野草第九篇 · 最初发表于《语丝》第12期

1 惊异与悲哀 北京的冬季 · 故乡的春二月 ▾

北京的冬季，地上还有积雪，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，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，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。

故乡的风筝时节，是春二月，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，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。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，没有风轮，又放得很低，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的模样。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，早的山桃也多吐蕾，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，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。我现在在那里呢？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，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，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。

2 精神的虐杀 折断翅骨 · 踏扁风轮 · 完全胜利 ▾

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，不但不爱，并且嫌恶他，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。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，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，多病，瘦得不堪，然而最喜欢风筝，自己买不起，我又不许放，他只得张着小嘴，呆看着空中出神，有时至于小半日。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，他惊呼；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，他高兴得跳跃。他的这些，在我看来都是笑柄，可鄙的。

有一天，我忽然想起，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，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。我恍然大悟似的，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，推开门，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见了他。他向着大方凳，坐在小凳上；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，失了色瑟缩着。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胡蝶风筝的竹骨，还没有糊上纸，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，正用红纸条装饰着，将要完工了。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，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，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。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胡蝶的一支翅骨，又将风轮掷在地下，踏扁了。论长幼，论力气，他是都敌不过我的，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，于是傲然走出，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。后来他怎样，我不知道，也没有留心。

3 铅块与补过 心的铅块 · 早已有了胡子 ▾

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，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，我已经是中年。我不幸偶而看到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，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，玩具是儿童的天使。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，忽地在眼前展开，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，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。

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，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，堕着。

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：送他风筝，赞成他放，劝他放，我和他一同放。我们嚷着，跑着，笑着。——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，早已有了胡子了。

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：去讨他的宽恕，等他说，“我可是毫不怪你呵。”那么，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，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。有一回，我们会面的时候，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“生”的辛苦的条纹，而我的心很沉重。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，我便叙述到这一节，自说少年时代的胡涂。“我可是毫不怪你呵。”我想，他要说了，我即刻便受了宽恕，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。

4 无怨的恕 全然忘却 · 说谎罢了 ▾

“有过这样的事么？”他惊异地笑着说，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。他什么也不记得了。

全然忘却，毫无怨恨，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？无怨的恕，说谎罢了。

我还能希求什么呢？我的心只得沉重着。

现在，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，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，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。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，——但是，四面又明明是严冬，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。

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。

象 意象解读 风筝 · 小兄弟 · 我 · 严冬 · 忘却 ▾
风 筝 风筝 在一般记忆中，风筝是自由与快乐的象征；在《风筝》中，它却首先唤起“惊异和悲哀”。有学者指出，风筝不仅是某一次具体回忆的对象，更像是回忆本身的象喻，是鲁迅精心设置的一个悖论性文学象喻[reference:0]。它既是故乡春天的标志，也是“我”少年时施暴的对象；它既承载着童年最轻盈的渴望，也牵系着中年最沉重的悔恨。风筝在天空中“荡漾”，而“我”的心却“很重很重地堕着”——轻盈与沉重之间的张力，构成了全篇的核心悖论。
小 兄 弟 小兄弟 象征被压抑的儿童天性，以及“全然忘却”的国民性。他“多病，瘦得不堪”，却“最喜欢风筝”；他自己买不起，哥哥又不许放，只能“张着小嘴，呆看着空中出神”。他对风筝的渴望是生命本能的、正当的，却被“我”以“没出息”为由粗暴地踏碎。然而最深刻的悲剧不在虐杀本身，而在二十年后他“什么也不记得了”。有学者认为，这种“无怨的恶”不仅毫无宽恕可言，更体现了“宽恕”的荒谬与虚伪，只是自欺欺人的“说谎”罢了[reference:1]。小兄弟的“忘却”，使“我”的忏悔失去了对象，也使精神虐杀的后果变得无法清算、无法弥补。
我 “我”（叙述者/施暴者/忏悔者） “我”在少年时是家长式专制的化身——“论长幼，论力气，他是都敌不过我的，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”。“我”以“没出息”为名，行使的是不容置疑的权威，踏碎的不只是一只风筝，而是一个孩子“苦心孤诣”的创造与梦想。中年之后，“我”变成了忏悔者，但忏悔的前提——被宽恕——却被弟弟的“全然忘却”彻底抽空了。有学者指出，倘若忏悔得不到宽恕，忏悔便失去了其本质的意义，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忏悔者的罪感[reference:2]。“我”最终只能“沉重着”，既无法卸下罪感，也无法完成救赎。
严 冬 严冬的肃杀 “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”——这句话在文中两次出现，首尾呼应。严冬既是北京的现实环境，也是“我”内心世界的外化：一个被悔恨、孤独和无能为力所笼罩的寒冷空间。结尾“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，——但是，四面又明明是严冬”——连“躲”的地方也没有。严冬无处不在，正如罪感无处不在。这与《希望》中的“没有真的暗夜”构成同一种困境：无处可逃，无可把握。
忘 却 “全然忘却” 这是全篇最核心的“底”。弟弟的忘却，表面上是对“我”的赦免，实际上却是对“我”的终极惩罚：如果连受害者都不记得自己受过伤害，那么施害者的忏悔就成了一场没有观众的独白。“无怨的恕，说谎罢了”——宽恕以怨恨为前提，没有怨恨，就没有宽恕；没有宽恕，忏悔就永远无法完成。有学者将此与鲁迅同时期杂文中频繁讨论的“记性”与“忘却”联系起来，认为小兄弟的“忘却”不仅是个人记忆的丧失，更是国民性中“不记仇、不深究、不改变”的症候[reference:3]。
景 背景与注释 互文 · 精神虐杀 · 宽恕的虚妄 ▾

创 作 背 景 与 互 文

时间：1925年1月24日。发表：1925年2月2日《语丝》周刊第12期。

与《我的兄弟》的互文：《风筝》并非鲁迅第一次写这件事。1919年，他曾以《自言自语·我的兄弟》为题写过同一题材。钱理群指出，对比《我的兄弟》，多年后改写的《风筝》带有一个 “回忆的套子” [reference:4]。《我的兄弟》是直截了当的陈述，《风筝》则被置于北京严冬的现实框架中，使回忆成为“现在的我”对“过去的我”的审判，也使“悲哀”获得了当下的、无法消解的温度。

“虚构”的争议：周作人和周建人都曾否认发生过“鲁迅折断风筝”这件事[reference:5]。但这并不削弱文本的力量——鲁迅要写的不是一桩实录，而是一种精神结构：一个以“爱”或“正确”为名、行使权威并碾碎弱小者天性的结构。它发生在兄弟之间，也发生在一切“论长幼，论力气”的不对等关系中。

“精 神 虐 杀” 与 宽 恕 的 虚 妄

“精神虐杀”的发现：“我”中年时读到外国讲论儿童的书，“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，玩具是儿童的天使”。这一刻，“我”意识到自己少年时的行为不是“管教”，而是“精神的虐杀”。钱理群强调，鲁迅的独特之处在于：“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童年的时候也都做过类似的事情，但是所有人都不会去谈，只有鲁迅谈，而且提升到一种高度，说这是对弟弟精神的虐杀”[reference:6]。这种把日常过失提升为结构性罪感的能力，是鲁迅式的道德敏感。

“无怨的恕，说谎罢了”：这是全篇的哲学核心。弟弟“全然忘却，毫无怨恨”，因此“宽恕”无从谈起。“我”的忏悔找不到接受者，罪感找不到出口。有学者指出，这揭示了“宽恕”本身的限度：宽恕需要记忆、需要怨恨、需要一个能够说“我原谅你”的主体。当这一切都不存在时，忏悔就变成了一场没有终点的自我惩罚。“我”的心“很重很重地堕着，堕着”——不是坠到断绝，而是永远悬置在沉重之中。

解 读

“惊异和悲哀”的双重来源：开篇的“惊异和悲哀”并不只来自回忆。在严冬的北京看到风筝，本身就是一种时空的错位：故乡的春天“久经逝去”，却“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”。这种“荡漾”是短暂的、不可把握的，它带来的不是慰藉，而是更深的失落。正如有学者所言，“我”的悲哀不仅来自对小兄弟的“精神虐杀”，更来自“故乡的失落与交流的阻隔”[reference:7]。风筝勾连起的，是一个已经无法回去的春天，和一个已经无法弥补的过错。

“补过”的两种失败：“我”设想了两种补过的方法——一起放风筝，或讨求宽恕。第一种失败于时间：“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，早已有了胡子了。”第二种失败于记忆：“他什么也不记得了。”两种失败指向同一个真相：有些伤害一旦造成，就永远无法通过“补救”来抵消。鲁迅没有给“我”一个廉价的救赎，而是让“我”停留在“沉重着”的状态中。这种拒绝安慰的结尾，正是《野草》的精神底色。

“严冬”的悖论：结尾“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，——但是，四面又明明是严冬”——这句话的结构与《希望》中的“绝望之为虚妄，正与希望相同”异曲同工。“躲到严冬中去”本应是一种逃避，但“四面又明明是严冬”意味着逃避本身也不可能。没有春天可以回去，没有温暖可以依靠，没有宽恕可以获得。剩下的，只有在严冬中清醒地承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