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孙丑问曰：「夫子当路于齐，管仲、晏子之功，可复许乎？」孟子曰：「子诚齐人也，知管仲、晏子而已矣。或问乎曾西曰：『吾子与子路孰贤？』曾西蹴然曰：『吾先子之所畏也。』曰：『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？』曾西艴然不悦，曰：『尔何曾比予于管仲？管仲得君，如彼其专也；行乎国政，如彼其久也；功烈，如彼其卑也。尔何曾比予于是？』」曰：「管仲，曾西之所不为也，而子为我愿之乎？」
曰：「管仲以其君霸，晏子以其君显。管仲、晏子犹不足为与？」曰：「以齐王，由反手也。」
曰：「若是，则弟子之惑滋甚。且以文王之德，百年而后崩，犹未洽于天下；武王、周公继之，然后大行。今言王若易然，则文王不足法与？」曰：「文王何可当也？由汤至于武丁，贤圣之君六七作。天下归殷久矣，久则难变也。武丁朝诸侯有天下，犹运之掌也。纣之去武丁未久也，其故家遗俗，流风善政，犹有存者；又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胶鬲皆贤人也，相与辅相之，故久而后失之也。尺地莫非其有也，一民莫非其臣也，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，是以难也。齐人有言曰：『虽有智慧，不如乘势；虽有镃基，不如待时。』
「今时则易然也。夏后、殷、周之盛，地未有过千里者也，而齐有其地矣；鸡鸣狗吠相闻，而达乎四境，而齐有其民矣。地不改辟矣，民不改聚矣，行仁政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且王者之不作，未有疏于此时者也；民之憔悴于虐政，未有甚于此时者也。饥者易为食，渴者易为饮。孔子曰：『德之流行，速于置邮而传命。』当今之时，万乘之国行仁政，民之悦之，犹解倒悬也。故事半古之人，功必倍之，惟此时为然。」
公孙丑问道：「先生如果在齐国当权，管仲、晏子的功业可以再度兴起吗？」孟子说：「你到底还是齐国人，只知道管仲、晏子。曾有人问曾西：『您和子路相比，谁更贤能？』曾西不安地说：『那是我先父所敬畏的人。』又问：『那么您和管仲相比呢？』曾西勃然不悦，说：『你怎么竟拿我跟管仲相比？管仲得到君主的信任是那样专一，执掌国政是那样长久，而功业却是那样卑微。你怎么竟拿我跟这样的人相比？』」接着说：「管仲那样的人，连曾西都不屑于做，你以为我愿意学他吗？」
公孙丑说：「管仲辅佐桓公称霸天下，晏子辅佐景公名扬诸侯，管仲、晏子难道还不值得效法吗？」孟子说：「凭齐国的条件来统一天下，就像翻转手掌一样容易。」
公孙丑说：「照这样说来，学生的疑惑就更深了。凭周文王那样的德行，活了近百岁才去世，尚且没能使天下归附；直到武王、周公继承他的事业，王道才得以大行。现在您把统一天下说得这样容易，难道文王还不值得效法吗？」孟子说：「文王怎么能与今天相比呢？从汤到武丁，贤明的君主出了六七位，天下归顺殷朝已经很久，久了就难以变动。武丁使诸侯来朝、据有天下，就像在手掌里转动东西一样容易。纣王离武丁不久，先王的旧家遗俗、美好的政教风尚还有些留存，又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胶鬲等一批贤人共同辅佐，所以殷朝经历很久才失掉天下。当时没有一尺土地不是纣王的，没有一个百姓不是纣王的臣属，然而文王仅凭方圆百里的地盘兴起，所以困难。齐国有句俗话：『纵有聪明，不如趁势；纵有锄头，不如待时。』
现在就容易了：夏、商、周三代最强盛时，土地没有超过千里的，而齐国已经有了；鸡鸣狗叫的声音彼此听得见，一直达到四方的边境，齐国也有了这样多的百姓。土地不必再开拓，百姓不必再招聚，只要推行仁政来统一天下，谁也阻挡不住。何况贤君不出现，从没有隔得像现在这样久的；百姓被暴政折磨，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厉害的。饥饿的人不挑食物，口渴的人不挑饮料。孔子说过：『德政的推行，比驿站传达政令还要迅速。』当今之时，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施行仁政，百姓的欢喜就像被人倒挂着而解救下来一样。所以只须做古人一半的事，功业必定加倍，只有这个时代才是这样。」
公孙丑问曰：「夫子加齐之卿相，得行道焉，虽由此霸王不异矣。如此，则动心否乎？」孟子曰：「否。我四十不动心。」曰：「若是，则夫子过孟贲远矣。」曰：「是不难，告子先我不动心。」曰：「不动心有道乎？」
曰：「有。北宫黝之养勇也，不肤挠，不目逃，思以一毫挫于人，若挞之于市朝。不受于褐宽博，亦不受于万乘之君。视刺万乘之君，若刺褐夫。无严诸侯。恶声至，必反之。孟施舍之所养勇也，曰：『视不胜犹胜也。量敌而后进，虑胜而后会，是畏三军者也。舍岂能为必胜哉？能无惧而已矣。』孟施舍似曾子，北宫黝似子夏。夫二子之勇，未知其孰贤，然而孟施舍守约也。昔者曾子谓子襄曰：『子好勇乎？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：自反而不缩，虽褐宽博，吾不惴焉；自反而缩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』孟施舍之守气，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。」
曰：「敢问夫子之不动心，与告子之不动心，可得闻与？」「告子曰：『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；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。』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，可；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，不可。夫志，气之帅也；气，体之充也。夫志至焉，气次焉。故曰：『持其志，无暴其气。』」「既曰『志至焉，气次焉』，又曰『持其志无暴其气』者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志壹则动气，气壹则动志也。今夫蹶者趋者，是气也，而反动其心。」
「敢问夫子恶乎长？」曰：「我知言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」「敢问何谓浩然之气？」曰：「难言也。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，以直养而无害，则塞于天地之间。其为气也，配义与道；无是，馁也。是集义所生者，非义袭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于心，则馁矣。我故曰，告子未尝知义，以其外之也。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长也。无若宋人然：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，芒芒然归。谓其人曰：『今日病矣，予助苗长矣。』其子趋而往视之，苗则槁矣。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。以为无益而舍之者，不耘苗者也；助之长者，揠苗者也。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。」
「何谓知言？」曰：「诐辞知其所蔽，淫辞知其所陷，邪辞知其所离，遁辞知其所穷。生于其心，害于其政；发于其政，害于其事。圣人复起，必从吾言矣。」
「宰我、子贡善为说辞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善言德行。孔子兼之，曰：『我于辞命则不能也。』然则夫子既圣矣乎？」曰：「恶！是何言也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：『夫子圣矣乎？』孔子曰：『圣则吾不能，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。』子贡曰：『学不厌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。仁且智，夫子既圣矣！』夫圣，孔子不居，是何言也？」「昔者窃闻之：子夏、子游、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则具体而微。敢问所安。」曰：「姑舍是。」曰：「伯夷、伊尹何如？」曰：「不同道。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；治则进，乱则退，伯夷也。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；治亦进，乱亦进，伊尹也。可以仕则仕，可以止则止，可以久则久，可以速则速，孔子也。皆古圣人也，吾未能有行焉；乃所愿，则学孔子也。」
「伯夷、伊尹于孔子，若是班乎？」曰：「否。自有生民以来，未有孔子也。」曰：「然则有同与？」曰：「有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，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。行一不义、杀一不辜而得天下，皆不为也。是则同。」曰：「敢问其所以异？」曰：「宰我、子贡、有若智足以知圣人。污，不至阿其所好。宰我曰：『以予观于夫子，贤于尧舜远矣。』子贡曰：『见其礼而知其政，闻其乐而知其德。由百世之后，等百世之王，莫之能违也。自生民以来，未有夫子也。』有若曰：『岂惟民哉？麒麟之于走兽，凤凰之于飞鸟，太山之于丘垤，河海之于行潦，类也。圣人之于民，亦类也。出于其类，拔乎其萃，自生民以来，未有盛于孔子也。』」
公孙丑问：「如果让您担任齐国的卿相，得以推行自己的主张，即使由此成就霸王之业也不足为怪。这样的话，您会动心吗？」孟子说：「不会。我从四十岁起就不动心了。」公孙丑说：「这么看来，老师远远超过勇士孟贲了。」孟子说：「做到这个不难，告子比我更早做到不动心。」公孙丑问：「不动心有方法吗？」
孟子说：「有。北宫黝培养勇气：肌肤被刺不退缩，眼睛被戳不躲避，觉得受到别人一点小挫辱，就像在大庭广众之中挨了鞭打一样。他既不受平民百姓的侮辱，也不受大国君主的侮辱；把刺杀大国君主看作刺杀普通平民一样，毫不畏惧诸侯，谁骂他一句，他必定回击。孟施舍培养勇气则不然，他说：『把不能战胜的敌人看作能够战胜的一样。如果先估量敌方强弱再前进，考虑胜败再交锋，那就是畏惧敌人三军了。我哪能必胜？只是无所畏惧罢了。』孟施舍像曾子，北宫黝像子夏。这两个人的勇气，不知谁更强，但就方法而言，孟施舍抓住了要领。从前曾子对子襄说：『你喜欢勇敢吗？我从孔子那里听到过大勇的道理：反躬自问而觉得理亏，即使对方是平民，我能不心怯吗？反躬自问而理直，即使面对千万人，我也勇往直前。』孟施舍只是守住无所畏惧的意气，又不如曾子那样抓住根本。」
公孙丑说：「请问老师的不动心，与告子的不动心，可以说来听听吗？」孟子说：「告子说过：『言语上不明白的，不必求助于思想；思想上不明白的，不必求助于意气。』思想上不明白，就不求助于意气，是对的；言语上不明白，就不求助于思想，是错的。因为思想是意气的主帅，意气是充满体内的力量。思想到了哪里，意气便随之到哪里。所以说：『坚定自己的思想，不要滥用意气。』公孙丑问：「既然说『思想到了哪里，意气便随之到哪里』，又说『坚定思想，不要滥用意气』，这是为什么呢？」孟子说：「思想专注就会带动意气，意气专注也会反过来触动思想。比如跌倒、奔跑，这是意气在起作用，反过来又扰动了他的心。」
公孙丑问：「请问老师长于哪一方面？」孟子说：「我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辞，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。」公孙丑问：「请问什么叫浩然之气？」孟子说：「这就难以说清了。它作为一种气，最为盛大、最为刚强，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加损害，就会充满天地之间。这种气，必须与义和道相配合；没有它们，就没有力量了。它是由经常的正义行为积累而产生的，不是偶然的正义行为所能窃取的。所作所为有一件让自己心里愧疚，它就疲软了。所以我说，告子不曾懂得义，因为他把义当作身外之物。（培养浩然之气，）一定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但不要预先期待成效——心中不可忘记，也不可人为助长。不要像宋国人那样：宋国有个担心禾苗长不快而去把苗拔高的人，疲惫地回到家，对家里人说：『今天累坏了，我帮禾苗长高了！』他的儿子跑去一看，禾苗全都枯萎了。天下不帮苗生长的人很少；认为培育无益而放弃不管的，是不锄草的懒汉；刻意帮它生长的，是拔苗的人——不但没有好处，反而害了它。」
公孙丑问：「怎样才算善于分析言辞？」孟子说：「偏颇的言辞，知道它偏蔽在哪里；过分的言辞，知道它沉溺在哪里；邪僻的言辞，知道它背离了正道在哪里；躲闪的言辞，知道它理屈词穷在哪里。这些毛病从心里产生，就会危害政事；在政事上施行出来，就会危害具体政务。即使圣人再出现，也一定认同我的话。」
公孙丑说：「宰我、子贡善于言辞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善于阐述德行。孔子兼而有之，却还说：『我对于辞令就不在行了。』这么说，老师您已经是圣人了吗？」孟子说：「哎！这是什么话？从前子贡问孔子：『老师您是圣人吗？』孔子说：『圣人我做不到，我不过是学习永不满足、教诲从不疲倦罢了。』子贡说：『学习不满足，是智；教诲不疲倦，是仁。既仁且智，老师已经是圣人了！』连孔子都不敢自居圣人，你这是什么话？」公孙丑说：「从前我私下听说：子夏、子游、子张都学得了圣人的一方面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则大体接近圣人而气象稍小。请问老师您自居于哪一种？」孟子说：「暂且撇开这个不谈。」公孙丑又问：「伯夷、伊尹怎么样？」孟子说：「道路不同。不是他认可的君主不侍奉，不是他认可的百姓不役使；天下太平就进取，天下昏乱就退隐——这是伯夷。什么样的君主都可侍奉，什么样的百姓都可役使；太平也进取，昏乱也进取——这是伊尹。该做官就做官，该退隐就退隐，该长久就长久，该速去就速去——这是孔子。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，我没能做到他们那样；至于我的愿望，就是学习孔子。」
公孙丑问：「伯夷、伊尹与孔子，可以相提并论吗？」孟子说：「不能。自有人类以来，还没有比得上孔子的。」公孙丑问：「那么他们有相同之处吗？」孟子说：「有。如果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让他们做君主，他们都能使诸侯来朝而据有天下；做一件不义之事、杀一个无辜之人而得到天下，他们都不会去做。这就是相同之处。」公孙丑问：「请问他们与孔子不同的地方在哪里？」孟子说：「宰我、子贡、有若，智谋足以了解圣人；即便他们见识平庸，也不至于曲意偏袒自己所喜爱的人。宰我说：『依我看来，老师比尧舜高明得多。』子贡说：『看到一国的礼制，就能推知它的政务；听到一国的音乐，就能推知它的德教。即使百代之后去衡量百代以来的君王，也没有谁能否定孔子之道。自有人类以来，还没有出现过孔子这样的先生。』有若说：『难道仅仅是百姓如此吗？麒麟对于走兽，凤凰对于飞鸟，泰山对于土丘，河海对于路上的积水，都是同类；圣人对百姓，也是同类。但远远超出于自己的同类、大大高出于自己的群体，自有人类以来，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了。』」
孟子曰：「以力假仁者霸，霸必有大国，以德行仁者王，王不待大。汤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。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赡也；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悦而诚服也，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《诗》云：『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无思不服。』此之谓也。」
孟子说：「凭武力假借仁义之名的人可以称霸，称霸必须依托大国；凭道德施行仁义的人可以使天下归服，称王不必倚仗大国——商汤凭方圆七十里，文王凭方圆百里。靠武力征服人的，别人并非真心服从，只是力量不足以反抗罢了；靠道德使人归服的，别人才是心悦诚服，就像七十多位弟子归服孔子那样。《诗经》说：『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无不心悦诚服。』说的正是这个道理。」
孟子曰：「仁则荣，不仁则辱。今恶辱而居不仁，是犹恶湿而居下也。如恶之，莫如贵德而尊士，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。国家闲暇，及是时明其政刑。虽大国，必畏之矣。《诗》云：『迨天之未阴雨，彻彼桑土，绸缪牖户。今此下民，或敢侮予？』孔子曰：『为此诗者，其知道乎！能治其国家，谁敢侮之？』今国家闲暇，及是时般乐怠敖，是自求祸也。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。《诗》云：『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』《太甲》曰：『天作孽，犹可违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』此之谓也。」
孟子说：「实行仁政就荣耀，不行仁政就受辱。如今这些人厌恶受辱却安于不仁，这就像厌恶潮湿却偏要住在低洼之处。真要厌恶耻辱，不如崇尚道德、尊重士人，让贤德的人居于上位，让有才能的人担任职务。趁国家安定无事，修明政治法典。这样即使是大国，也必定畏惧它。《诗经》说：『趁着天还没下雨，剥取桑根的皮，缠结修补门窗。如今下面这些百姓，谁还敢欺侮我？』孔子说：『作这首诗的人，是懂得道理的啊！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，谁还敢欺侮他？』如今国家安定无事，执政者却只知纵情享乐、怠惰傲慢，这是自招祸患。祸与福，没有不是自己招来的。《诗经》说：『永远配合天命，为自己求得幸福。』《太甲》说：『天降的灾祸，还可以躲避；自己造的罪孽，就逃不掉了。』说的正是这个道理。」
孟子曰：「尊贤使能，俊杰在位，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。市廛而不征，法而不廛，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。关讥而不征，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。耕者助而不税，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。廛无夫里之布，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。信能行此五者，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。率其子弟，攻其父母，自生民以来，未有能济者也。如此，则无敌于天下。无敌于天下者，天吏也。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」
孟子说：「尊重贤德的人，任用有才能的人，让杰出的人物都有职位，那么天下的士人都会高兴，愿意到这样的朝廷做官了。市场上只提供储货的场所而不征货物税，滞销的货物依法收购不让积压，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，愿意把货物存放到这样的市场了。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，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会高兴，愿意取道这样的道路了。耕田的人只须助耕公田而不必另交税，那么天下的农民都会高兴，愿意在这样的田野耕种了。居民不征收额外的雇役钱和地税，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高兴，愿意迁来做这里的居民了。真能做到这五条，邻国的百姓就会像仰望父母一样仰望他。（邻国之君）率领别人的子弟去攻打他们所仰望如父母的人，自有人类以来，还没有能够成功的。做到这样，就能无敌于天下。天下无敌的人，是上天派遣的官吏。做到这样还不能统一天下的，从来不曾有过。」
孟子曰：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运之掌上。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，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。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，非恶其声而然也。由是观之，无恻隐之心，非人也；无羞恶之心，非人也；无辞让之心，非人也；无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犹其有四体也。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，自贼者也；谓其君不能者，贼其君者也。凡有四端于我者，知皆扩而充之矣，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达。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；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」
孟子说：「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。先王因为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，才有了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。用怜悯体恤之心，施行怜悯体恤之政，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中转动东西一样容易。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之心，是因为：如今忽然看见一个小孩将要跌进井里，任何人都会产生惊惧同情之心——这不是为了结交孩子的父母，不是为了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名声，也不是厌恶孩子的哭声才这样。由此看来，没有同情之心，算不得人；没有羞耻之心，算不得人；没有谦让之心，算不得人；没有是非之心，算不得人。同情之心，是仁的开端；羞耻之心，是义的开端；谦让之心，是礼的开端；是非之心，是智的开端。人拥有这四种开端，就如同拥有四肢一样。有这四端却说自己做不到的人，是自暴自弃的人；说自己君主做不到的人，是残害君主的人。凡是自身拥有这四端的人，如果懂得把它们扩充开来，它们就会像火刚刚燃起、泉水刚刚涌出一样，势不可当。真能扩充它们，便足以安定天下；不能扩充，连侍奉父母都做不到。」
孟子曰：「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？矢人唯恐不伤人，函人唯恐伤人。巫匠亦然，故术不可不慎也。孔子曰：『里仁为美。择不处仁，焉得智？』夫仁，天之尊爵也，人之安宅也。莫之御而不仁，是不智也。不仁、不智、无礼、无义，人役也。人役而耻为役，由弓人而耻为弓，矢人而耻为矢也。如耻之，莫如为仁。仁者如射，射者正己而后发。发而不中，不怨胜己者，反求诸己而已矣。」
孟子说：「造箭的人难道比造铠甲的人不仁吗？造箭的唯恐箭伤不了人，造铠甲的唯恐人被箭射伤。巫医与棺材匠也是这样。所以选择谋生的技艺，不可不慎重。孔子说：『居住在有仁德风俗的地方才好。选择住处却不在有仁德的地方，哪里算得上聪明？』仁，是上天最尊贵的爵位，是人最安稳的住宅。没有人阻挡你，你却不去行仁，这是不明智。不仁、不智、无礼、无义的人，只能被别人驱使。被人驱使却又以受驱使为耻，就好比造弓的人以造弓为耻、造箭的人以造箭为耻。真以为耻，不如去行仁。行仁的人好比射箭：射箭的人先端正自己的姿势，然后才放箭；射不中，不埋怨胜过自己的人，只是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罢了。」
孟子曰：「子路，人告之以有过则喜。禹闻善言则拜。大舜有大焉，善与人同。舍己从人，乐取于人以为善。自耕稼、陶、渔以至为帝，无非取于人者。取诸人以为善，是与人为善者也。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。」
孟子说：「子路，别人指出他的过错，他就高兴。大禹听到善言，就向人家下拜。伟大的舜更是了不得：把善行看作与别人共同拥有的，舍弃自己的不足，听从别人的长处，乐于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。从他种地、制陶、打鱼直到做天子，没有一处优点不是从别人那里吸取的。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，就是同别人一起行善。所以君子最高的德行，没有比同别人一起行善更大的了。」
孟子曰：「伯夷，非其君不事，非其友不友。不立于恶人之朝，不与恶人言。立于恶人之朝，与恶人言，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。推恶恶之心，思与乡人立，其冠不正，望望然去之，若将浼焉。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，不受也。不受也者，是亦不屑就已。柳下惠，不羞污君，不卑小官。进不隐贤，必以其道。遗佚而不怨，阨穷而不悯。故曰：『尔为尔，我为我，虽袒裼裸裎于我侧，尔焉能浼我哉？』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，援而止之而止。援而止之而止者，是亦不屑去已。」
孟子曰：「伯夷隘，柳下惠不恭。隘与不恭，君子不由也。」
孟子说：「伯夷，不是他认可的君主不侍奉，不是他认可的朋友不结交；不在恶人的朝廷做官，不同恶人说话。在恶人的朝廷做官、同恶人说话，就像穿着礼服、戴着礼帽坐在污泥炭灰之上。把这种厌恶恶人的心推展开去，要是同一个乡里人站在一起，那人帽子戴得歪歪斜斜，他就满心不快地走开，仿佛会沾染上脏东西似的。所以诸侯虽然用好言好语来请他做官，他也不接受。之所以不接受，是因为他不屑于迁就。柳下惠则不觉得侍奉污浊的君主是羞耻，不因官小而自轻。入朝做官不隐藏自己的才干，办事一定依循自己的原则。被冷落遗弃也不怨恨，穷困潦倒也不忧愁。所以他说：『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你就是赤身露体站在我旁边，你又怎么能沾染我呢？』所以他从容自若地与人相处而不失自己，别人拉他留下，他就留下。拉他留下他就留下，是因为他不屑于离去。」
孟子又说：「伯夷气量狭隘，柳下惠有失庄重。狭隘与失庄重，是君子所不取的。」